Judy考上了人大电影专业的研究生,梦寐以求的结果,为此,他在颠沛流离晃晃悠悠的生活状态下等待了太长的时间。找工作,失业,再找工作,死活都要赖在北京。有付出必有所得,我没他那么坚持。
想到前年,我还在上海,他打电话给我,得意洋洋地说他又考研了,这次英语肯定过,因为“电影被划归艺术类专业”。分数出来后我们都傻了眼,英语考了30多分……从此“艺术类”变成了我调侃他的口头禅。和他的谈话就是这样,自嘲的话自己说不出来,通过对方的嘴巴反倒觉得轻松自在,所以,我们一直都是朋友。
提醒他穿得干净点去参加复试,刮刮胡子,最好还能减减肥。在北京见面那次,发现他的背影已经胖得连我都认不出来。越发怀念冬季校园里扑克牌风格的Judy,辩论场上“马驰万里而无怨”的Judy,顺便小踩一下广元餐馆里那张被虐过的脸。
作为一个没有太多权利欲望和责任感的边缘人,一向按照自己的喜好来交朋友,在辩论社也是如此。跟大家保持着不远不近的交往,才能在那次无厘头的争吵中始终保持平和的心态。对于一个社团,我只是参与者,不存在所谓好的坏的。看到情侣和朋友反目成仇,替他们难过。那年决赛,Judy是最佳辩手,并最终夺冠,可他并不开心,因为失去了很多朋友,模糊了对友情的理解。跟他再聊起那“血雨腥风”的三个月,他笑笑,说,神经病吧。
毕业之后其实不怎么联系,偶尔在QQ上聊几句也是淡淡的。我到苏州之前,他请我吃饭,兴致勃勃地描绘着他心目中的苏州,大致照搬戴望舒的《雨巷》和《梦里水乡》,可能YY了很多很多“结着丁香般愁怨的姑娘”。还一本正经地说:“以后我放假要到你那里来哦。苏州吧,适合这么逛,骑一辆自行车,走走停停,拿着一台照相机到处拍拍。”后来也许被我实际描述的工业苏州所打击到了,他的苏州之旅终究没有成行。每次见面都是因为某些原因,我去了他所在的城市,匆匆一瞥。
那段浪费生命的日子里,他和尖尖是我的耳朵。经常半夜给Judy打电话,扯些有的没的。那个时候他住地下室,又用着联通的号码,手机就跟得了前列腺炎一样,信号时断时续。北京的春天,气温在0度左右,还会起风。任性起来,我会极不人道地逼他跑到外面的小广场上打IC电话,裹着外套瑟瑟发抖。也许是被我气到了,或是想速战速决,他总会用最尖锐的话语击碎我的伪装,甚至让人想从电话线里把他抓过来一顿狂扁。聊到最后,女王脾气一上来,心情大好,再随意调侃些别的,在东方泛白之前蒙头大睡。
我的生活发生了改变,作息日趋正常化。他很不习惯,仿佛我还是应该半夜黑着眼圈跟他发疯或者闲聊恐怖悬疑电影,所以才会在犯抑郁的时候,半夜12点跑到大街上打电话过来要跟我胡侃,被我在半梦半醒之际一顿臭骂……第二天我晕头转向地接着骂,他听了半天来一句:“你现在的生活状态,不再乱七八糟了,挺好~”